中国赶上了一个大时代

    正在创造前所未有的经济奇迹

    但是，我们能否创造文化奇迹？

    能否把经济增长转化成有质量的幸福？

    本篇的题目，叫“孔子的孝与柏拉图的爱”。首先要作的，就是“破题”，讲清楚我为什么要写这个题目，以及写这个题目有什么意义。

    中西文明的比较，自“五四”以来就是“显学”。中西之间，从政治、经济，到文学、艺术，乃至道德、伦理，几乎无所不比。这种东西的分野固然过于简单化，却很有效地塑造了现代中国人面对世界时的自我意识。可惜，虽然比得很热闹，但中西不同的政治、社会和文化，给两边的人们各自留下了什么心理和感情的印迹？对此似乎很少有人谈起。这也是我要讲的题目。

    简单地说来，中国自古是个“纵式社会”，人分上下，位有高低。政治、社会层面是如此，心理、感情层面也不例外。人与人之间，一般都是纵式的关系。横向、平等的人际关系不能说没有，但这种关系，不论是从政治上、社会上、还是文化上，都不受鼓励。西方的社会几乎从一开始就是个"横式社会"，人与人是平等的。因此人生在世，必须学会和人平等相处。这当然不是说西方没有等级。相反，在相当一段历史时期，西方社会的等级似乎还更森严，如欧洲的中世纪等等。但是，你仔细分析就会察觉，人家那里的许多纵式的等级结构，还是以横式的文化价值为根基的。举个简单的例子，缔造了罗马帝国的奥古斯都大帝，他不是自称皇帝，而是princeps，意思是第一公民或公民的头领。这个词后来演化为prince，也就是王或王子的意思。

    有人甚至认为这个字和现在的president即总统还有语源上的关系。可见，人家称王、当皇帝，最初也是从作公民开始的。奥古斯都并不仅要这个名字，行为上也以公民作为包装。他征服世界后，用从外面(特别是奇富的埃及)掠夺的财富大兴土木，自己吹嘘把罗马从一个砖砌成的城市变成了大理石的城市。但是，当他建设奥古斯都公共广场时，因为不能说服个别土地所有人卖出所需的地来，竟宁愿把广场的一角修成不对称形。这比起我们现在的拆迁还是文明多了。其实后来等级森严的欧洲封建时代，也有所谓圆桌骑士，即大家不分高低，平时议事，围着圆桌而作，以示平等。

    有人也许会说，这样比不公道。中国传统的社会才更平等。比如科举，谁都可以考，谁考过了就有当官的资格，不看身份。其实，这不过是国家把确立身份的权力从社会那里抢到自己手中而已。在科举中，通过什么考试就有什么身份。这从纳税到当官的资格上都能体现出来。只是这个等级不能由社会来规定，而是要由国家来规定。

    不像欧洲，社会对人的身份的规定特别大，国家的权威反而小。也正是因为如此，一些看似比中国等级森严的社会，在许多方面比中国更为平等。

    且以日本为例。都说日本是个等级社会。但看看日本的草根社会，许多平等的因素在中国传统中是很难找到的。比如从中世开始的所谓“一揆”，就是地方的武士或农民为了同一目标的结盟。“一揆”的意思大致是“同心”、“一致”。在这样的组织中，成员非常平等，盟约签署时有严格的格式：中间画一个大圆圈，大家围绕圆圈签字。看这样的文书，你根本不知道谁是首领。后来江户的幕府政权建立了严格的等级秩序。但“一揆”在农村还是根深蒂固，最后成为老百姓“闹事”的主要形式。比如一个村子冒死越级投诉，即“越诉”；这相当于现在的“上访”，在当时属于违法的，更不用说这种“越诉”常常伴有暴力行为。村民知道官府要惩罚，就在诉状上按“一揆”的文书样式，大家围着大圆圈签字。官府于是找不出头领，也只有法不制众了。农村的这种平等精神和组织结构，在明治时期是自由民权运动的基础，至今仍然被视为是日本民主的草根资源。二战后日本占了个便宜，因为美军占领，白拣了个民主。但是，看看现在的世界，被美军占过的地方有几个能发展出成熟的民主制度？看来，日本还是有“一揆”这样的本土资源。

    相比之下，中国这两千多年，皇权不断扩张，官僚机构的手越伸越长，民间的草根组织无从发展。我研究中日历史时就深有感触：研究中国史，比如清朝，中央档案汗牛充栋，说明上面的官僚机构复杂，必须靠文件才能运转。但到了县以下，几乎什么档案文书都没有，说明那里没有什么像样的组织结构，根本不用文献。再看江户的日本，幕府的“中央”文献也许赶不上我们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东西气派；但村文书异常丰富，甚至农民的小本经营也有详细的帐本。这说明人家一个小小的村子，机构复杂，非得有文件不能运转。要知道，政治架构是必须有等级才能运转的，连最民主的社会也是如此。但社会关系可以以平等的概念来规定。我们这里的资源，都被吸进政治架构，从村子里跑到中央的衙门中，最后导致草根社会败落，社会被政治化。或者说，政治的等级，塑造了整个社会和人的生活。我们的心理现实和感情生活也就被等级化了。

    孝和爱最大的不同也就在这里。孝是描述和强调一种纵式人间的关系。爱是描述和强调一种横式的人间关系。中国人重孝，西方人重爱，这从孔子和柏拉图就开始了。这多少是适应两种社会、政治制度的需要。一个被孝所规定的纵式社会，并非没有横向的爱欲。只是这种爱欲被压抑了，乃至有许多心理畸形。但是，一旦纵式社会的基本秩序动摇、失范，爱欲就会奔涌而出。形成爱的文化。

    我们不妨谈谈2005年10月去世的百岁老人巴金。巴金的力量，当然和他晚年“讲真话”的人格有关。但是，他一生事业的基础，还是年轻时候写的“家”、“春”、“秋”这几本小说奠定的。这几本小说，翻成英文会平淡无奇，看不出好在哪里，却塑造了几代中国人的心灵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些小说写的是爱与孝的冲突，以及爱如何被孝所压抑、如何对孝进行一场无望的反抗。再往深说，这并不仅仅是言情而已，而体现了中国人对建立一个以横向的人际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的渴望。这正是五四的精神。

    这也不奇怪，五四时代的“家”、“春”、“秋”，在文革后期对年轻人格外有感召力。上个世纪70年代上初中时，听一个比我大几岁的女孩子说，她晚上偷着看巴金，通宵不睡，枕头都被她哭得湿个透。文革结束后解禁，我还记得全家人到王府井新华书店排队，买的就是“家”、“春”、“秋”这样的书。另外值得一提的是，文革中有个“反动”的“手抄本”，叫《第二次握手》。等后来公开出版之后一看，觉得实在荒唐：这么一本幼稚的言情小说，怎么会有政治意味？其实，说其“反动”并不是冤枉，言情鼓励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横向关系，以及对这种关系的忠诚。在那个夫妻都要互相揭发的时代，这种横向的忠诚岂能让政治权威容忍？这也难怪，从50年代初的“红豆”，到80年代初的“爱情是不能忘记的”等等，言情小说一直都被一些人所侧目，觉得其中表达的东西不太安分。

    如今的中国，在社会和文化层面好像已经开放得不得了了。人们似乎不需要巴金了。那些更幼稚的言情小说，也没有几个人能看得下去了。当你想怎么爱就怎么爱的时候，表现爱被纵式权威压制的书当然也就无法引起人们的共鸣了。然而，在一个还没有建立横向的人际秩序的社会，在感情世界被纵式权威宰割了几千年的文化中，人们真会一夜之间学会享受横向的感情生活吗？

    应该说，我们生活在一个爱欲迸发的时代。我们的感情世界，有着30年前想也不敢想的自由空间。许多人正在利用这样的自由，建立横向的人际感情纽带。但是，更有许多人，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自由，不知所措，不知道如何去爱。还有许多人，根本不想去爱。所以，看看媒体上铺天盖地的美人，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的小蜜、小姐、三陪，我们会感到这是一个有欲有性而没有爱的时代。欲或性，变成了消费，通过买卖、权力，参与双方马上进入了不平等的、也就是纵式的关系。即使现在的所谓“一夜情”，看上去是建立在横式关系的基础上，但实质上，这种“一夜情”强调的也是如何解脱对这样的关系的责任，而不是对之始终不渝的忠诚。一句话，我们似乎已经丧失了我们时代的“家”、“春”、“秋”。我们守着这样的自由空间，却发展不出我们的“伴侣文化”。

    许多人现在还认为，这些现象，是西方的影响所致。不错，西方有“花花公子”，有发达的色情文化。但是，人家的伴侣文化更强，在社会上是绝对的主宰。从父母和孩子，到丈夫和妻子，或者情人之间，人际最主要的纽带还是爱。比如美国，即使最自由的新英格兰地区，比起现在的中国来还要"老派"得多，你很难看到那么多性消费。人家的爱欲，是在横向的社会关系中表达的。大家对用权力和金钱建立纵式的感情和欲望的关系非常鄙弃。所以相对而言，这样的关系在人家的社会里还是非常边缘，很难像在目前的中国这样喧宾夺主。

    我讲“孔子的孝与柏拉图的爱”，多少有些文化反省的意味。中国赶上了一个大时代，正在创造前所未有的经济奇迹。但是，我们能否创造文化奇迹？能否把经济增长转化成有质量的幸福？这在很大程度上，取决于我们能否建立一个以横向、平等的人际关系为基础的心理秩序和感情生活。而这种心理秩序与感情生活，也最终会成为我们理想的政治、社会制度的基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