种田、当兵、教书、做市长、辞职经商、收藏……樊建川一次次从高处回到起点，但他坚信：生活的场景喜欢在100℃狂欢，坚韧的内心却可以在0℃沸腾。

　　留着弹痕的钢盔、斑驳生锈的刀鞘、破损的披帘帽、歪瘪的饭盒、成捆的图片、皮带扣、水壶、弹壳、防毒面具、留声机、急救包、望远镜——在环壁而立的收藏柜里，挤挤挨挨地摆着数千件半个世纪前的战争“遗骸”，它们冰凉、冷漠、破旧、忿恨而不语——这就是国内规模最大的也是惟一的由私人收藏的“抗战文物博物馆”。樊建川把这个著名的博物馆放在自己的家里。每天，他动用全部的智慧为他的收藏所需的巨资而征战于商场，回到家，他又把自己置身于另一场凝重而深刻的历史风云中。前年，他出版了他的收藏札记，书名叫《一个人的抗战》。他说用这个书名“出于两点考虑，首先这是民间的个人行为，我不代表国家；其次我感到不安，有种孤独感。”面对耗尽他心血的藏品，樊建川的眉头深锁着一个中国人的情感和责任。
　　2002年4月17日，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，国家文物局对樊建川近300件进京巡展的抗战文物进行了等级评定，评定14件为一级文物！

　　梦想如蜷缩在茧中的蛹，一点一点地奋力突破——直到把四十分之一转化为百分之百，樊建川才真正开始了自己与命运的“抗战”

　　22岁以前的四年时间，樊建川概括为“完全靠体力劳动维持生命。”这四年时间的分配是：农民一年半，战士两年半。

农村太苦了，尽管他已是大队的团支部书记、民兵连长，但这种生命的形式太简单卑微。那个冬天的早晨，他直接跑到招待所，找到接兵的干部说：“我想当兵，我会写毛笔字，会拉二胡，会拉手风琴……”接下来的大半个上午，他即兴表演了他所有的才艺，直到接兵的干部喜出望外，并破例收下了他。而在这之前，因为眼睛近视，他刚刚被另一个部队退了回来。19岁的樊建川，第一次给自己的命运作了主。

　　当兵是在内蒙古一个见不到人烟的荒漠。全连四五十个人寂寞地驻守边疆。凛冽的寒风、漫天的冰雪、没有电灯、没有自来水、一次吞咽掉十几个馒头、衣服上生满虱子、棉袄无数次地被汗水浸透变得硬梆梆的——那真叫苦啊，那种超体力超强度的劳动严重损害了樊建川的健康，他咳血、胸痛、持续低烧，1.78米的大小伙，体重只有90多斤！

　　打坑道两年，体质虚弱的樊建川干起活儿来却不偷一分懒。他被推为全连的典型，先进事迹上了《解放军报》。在组织准备提拔他当干部时，他突然委婉而清醒地拒绝了，他说：我要参加高考。

　　整整荒废了四年，樊建川勤劳的双手没摸过一本书。而这时，离正式考试只有20天。家里给他寄来了一本薄薄的考试资料，他白天继续履行着一个战士的所有责任，晚上回到又冷又暗的石头房子里，立刻像图钉一样把自己钉在书本上。整整20天，他没脱过衣服睡觉。在昏暗的煤油灯下，他的梦想如蜷缩在茧中的蛹，一点儿、一点儿地奋力突破——除了放弃复习的数学考了8分，语文、政治、历史、地理，樊建川都考得不错。在等待录取通知书的时候，连队领导说，地方高校的通知书还没来，你要不要去参加军校的面试？

　　参加面试的有40多人，大多是军部、师部的干部，而樊建川只是一个基层连队的战士，他心里直打鼓：这惟一的一个名额，砸在他头上的概率实在太小！但是，既然准备去做，就一定要做到最好，哪怕是对待芝麻粒大的一件事，樊建川也不马虎。结果，四十分之一成了樊建川的百分之百。他开心极了。

　　从西安政治学院毕业，樊建川以全校专业第一名的优异成绩，被分配到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做教员。这一干，就是八年。

　　从小干事到市长，用了五年的时间；从市长到打工仔，只是一刹那的工夫。樊建川不断地回到起跑线，不断地在人生的跑道上助跑、冲刺——

　　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《经济研究》上发表学术论文是经济学教授们梦寐以求的，所写文章不止一次被《新华文摘》转载，这种学术荣誉在全国的军事院校里也是很高的，别人一辈子都做不了的事情，樊建川很随意就做到了。以这样的势头，樊建川在部队的发展空间是显而易见的。

    但是他说：我要转业。

　　1987年，樊建川转业到四川省宜宾地委政策研究室，他从大城市“下放”到小城市，从一个军官“降落”到一个小小的干事。

做一行，爱一行；爱一行，钻一行；钻一行，成一行，这就是樊建川。在农村政策研究室，樊建川做了无数次社会调查，写了很多调查报告，他每做一个选题，每研究一个项目，就会在这个行业的全国性期刊上发表论文。“拼命干，这是我做事的准则。”这一拼命，樊建川就从一个最底层的干事，做到了副科长、科长、副主任，到1991年，他当上了宜宾市副市长。

　　惊人的速度，惊人的实力！1993年市委换届，5月份，有关部门找到樊建川谈话：作为常委、最年轻的副市长，他将承担更重要的担子。
但樊建川却说：我要辞职。态度非常坚决。

　　这么才华横溢，这么年轻有为，仕途一片光明，若不是被胜利冲昏了头，怎么会说出那样糊涂的话来。樊建川说：“要让我看到不合理的事情我不愤怒，要让我看到愤怒的事情我不说，我做不到。我脾气太直，又喜欢喜怒形于色，身在官场，我已经把自己改造得比较成功了，但我不想继续在一个框架里安排自己。我不想再修改自己。”

　　樊建川心里有本谱：自己学过经济，教过经济，管过经济，为什么不试验一下亲自动手搞搞经济？

　　从小干事到市长，樊建川用了五年的时间，而从市长到打工仔，只是一刹那的工夫。旁人都觉得樊建川不可理喻，其实在作出每一个不合常理的选择前，樊建川都慎重地审视过自己的内心：为自己的内心和性情而活，他无怨无悔。

1993年6月，樊建川口袋里揣着200元钱站在了成都的大街上。没有一个朋友，不认识一条街道，他却要从此在此打拼。

　　为了省钱，他在城乡结合部租了一间农民的房子住。30平米，什么家具都没有。他的旁边住着擦皮鞋的、蹬三轮儿的、摆地摊儿的，都是派出所经常盘查的“黑工”。他应聘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外企。他从零开始，几个月就做到了办公室主任。月薪3000元的背后是：考勤、厕所卫生、给老板写讲话稿、公司制度的制定与安排、接待、购置物品，他什么都干，什么都管。

　　那一天，他正在十几个人的大办公室里不亦乐乎地忙着，一抬头，一个年轻人从门外迎着他走进来，这是他以前的秘书小郑。看到他现在的情形，小郑只说了一句“太惨了！”就当着大伙儿的面哭了。几个月前，樊建川还是专车、司机、带空调的办公室，一呼万应，现在却纯粹是个“打杂的”，郑秘书心里难过极了。樊建川的心却镜子似的平静清亮：我是给别人打工的，这一切都是我应该做的，没有任何不妥。

　　从主席台上到“贫民窟”，樊建川随遇而安，他甚至把老婆孩子也接到了他的30平米的小屋，并给每个人添了一个带拉链的简易衣柜。一天深夜，准确地说是凌晨2点，樊建川正在睡梦中，门“咚咚”地响了，有人很重地敲门。开门一看，是派出所的人查“黑户”。樊建川找了半天，才发现没带结婚证，因为一直忙，连暂住证也没办，这下问题可大了，一个身份不明的男人带着一个女人和一个孩子蜗居在此，算怎么回事？派出所的人例行公事把他带走了。在黑咕隆咚中走到楼下，樊建川突然在衬衣口袋里摸到了一样东西，他掏出来递给派出所的人说，这是我的证明。樊建川摸出的是一张过塑的人大代表证，派出所的警察弄明白是一场误会，才又忙不迭地把他放了。樊建川回到楼上，老婆孩子正哭成一团呢。

    干了整整一年，樊建川向公司提出辞职。公司老总急了，当即拿出一套价值40万元的房子欲挽留他。

　　40万元的房子，对住在农舍里的樊建川来说是个很大的诱惑，但这个诱惑比起他内心的志向来，就显得非常渺小——他想为自己干！
一次次从高处回到起点，樊建川相信：生活的场景喜欢在100℃狂欢，坚韧的内心却可以在0℃沸腾。

　　为了和平收藏战争，为了未来收藏“文革”。由于经常在天上飞，怕有意外，身价过亿的樊建川甚至把遗嘱都写好了——

　　自己创业，说起来潇洒，干起来真的不易。樊建川说：“如果要我重新来过，我绝对不做了，真的太难了。”

　　七八个员工，东募西借的100多万元，樊建川在一个10平方米的办公室里打出了“成都建川房屋开发有限公司”的招牌。第一桩生意，差点置樊建川于“死地”。他在成都西门石人小区买了一块十几亩的地皮，由于不懂行情，地皮买贵了，40万元的价位，他花了80万元。没日没夜地忙在工地，到房子封顶的时候，却连一套都没有卖出去。樊建川心急如焚，他决定不赚钱也要把房子变成周转资金。

　　房子终于卖给了一个单位。樊建川清楚地记得交房那天是1994年12月28日，为了省工钱赶工期，他亲自带队去打扫楼房。财务、会计、出纳、工程师、销售人员等全体出动，一人一个单元，从上往下一层层打扫，一扇一扇地擦窗户，直忙到手脚麻木汗浸衣衫，他才长舒了口气。房子终于交出去了，在和员工们的“庆功宴”上，他高兴得一口气喝了一斤多白酒。

　　第一单生意，樊建川一个平方米赚了50块钱，这在房地产界，有点儿像卖萝卜青菜，但樊建川已经很知足了——他赚到了最可贵的经验和教训。这之后，樊建川“一个项目比一个项目更顺利”，很快成了一个专业素质相当合格的房地产商人。

　　老板们大多喜欢高尔夫，喜欢跑车，喜欢紫檀家具，而樊建川独喜欢收藏。他从小就迷恋收藏，至今还收藏着幼儿园和小学时的成绩单。弃官从商，他为的就是圆自己的收藏梦。而抗战文物收藏是他心中最深的爱和痛。

　　“我的父亲是在面对面的战斗中认识‘日本鬼子’的，我们这一代是在《地雷战》《地道战》中认识‘日本鬼子’的，而我的女儿已经不认识‘日本鬼子’了，她正享受着日本先进的科技产品带给她的舒适。对于那场给世界人民造成巨大创伤的战争，我只希望我们忘记得慢些再慢些。”谈到收藏抗战文物的初衷，樊建川显得情绪很不平静。数千件抗战文物，数千次的抚摸注视，他被数千次地带入抗战的风云中，激动、悲愤、哀叹的情绪时时缠绕着他。但他是大气的、大度的，他懂得正确而冷静地运用民族情感。他把收藏札记的书名由开始的《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》最终改为《一个人的抗战》，并要求编辑把一帧“钢盔改水壶”的图片放在目录页前面，以示他化剑为犁、热爱和平的真实心迹——为了和平而收藏战争。

　　樊建川的另一大收藏主题是“为了未来而收藏文革”。在樊建川的“文革博物馆”里，记者看到的是另一场政治风云，这场风云在樊建川心里甚至比抗战风云还要沉重。各种各样的镜子几百面，像章几千枚，喝水的茶缸上，写着标语的地方都生了锈，各种票证、信件捆了几大抽屉——3万多件文革文物摆在那里，是一种无法言说的沉重！

　　为了和平而收藏战争，为了未来而收藏文革，樊建川说，我这辈子就干这两件事了。一个抗战脸盆要花七八千，一本抗战日记他花了几万，他把大把的钱投到收藏中去了。“我不反对其他类的收藏，但我希望收藏家中有一部分人，能够更多地关注、收藏事关国家和民族的东西，这样会更直接地为民族服务，为民族打些问号、提些警示。”由于经常在天上飞，樊建川便多了个心眼，他把遗嘱都写好了：若有意外，所有的收藏全部交给国家。

　　采访结束时，樊建川突然想起什么似的说：“你是记者，或许你能帮我找个人。”“什么人？”“记得前面我跟你说过的那个破格收下我的接兵首长吗？我是近视眼，当不了兵的，是他的开明改变了我的一生，这么多年来我都惦着他，我想感谢他。”说完，他在记者的采访本上慎重地写下一行字：1976年底，守备一师一团副团长，姓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