鹤年堂原址座落在现宣武区菜市口大街铁门胡同迤西路北，骡马市大街西口，与丞相胡同相对，与回民聚居的牛街相邻。鹤年堂是真正的“老北京”，它比故宫和天坛要早十五年，更要比地坛早一百二十五年。早在盛唐时期，菜市口所在的广安门内大街当时叫檀州街，是幽州城的闹市区。到了明清，外省人士进北京城主要有两条路：水路是京杭大运河过通州进北京;陆路是京汉路沿线过卢沟桥由广安门进北京城，一进广安门就是菜市口，所以这里客栈会馆云集，商铺茶楼林立，终日行人不断，热闹非凡，据杨懋建在《京生杂录中》描述：“宣武门外大街南行近菜市口，有财神会馆;少东铁门有文昌会馆，皆为宴集之所，西城命酒征歌者，多在此，皆戏园也”。

　　鹤年堂就位于菜市口大街路北，属于中心地段，而门前正匾“鹤年堂”三个大字又为明朝首辅、权倾朝野的严嵩亲笔题字，招牌醒目，于是自然成了进入北京最明显的标志，以至人们介绍进京之路时，常把鹤年堂作为方位物：过了卢沟桥就是广安门，过了广安门，看见鹤年堂就算进了北京城了。明清两朝曾在北京活动的文人、政治名流，与菜市口不沾边的恐怕没几个。严嵩、杨椒山宅邸都在附近;仅原菜市口胡同，就曾住过曾国藩、左宗棠、刘光第、蔡元培等;秋谨曾在胡同内的女学堂任教习，李大钊曾在胡同内创办过《晨钟报》。谭嗣同故居、鲁迅故居、康有为故居都在附近，又都与鹤年堂近在咫尺。到了清顺治皇帝“定鼎燕京“，君临天下以后的数百年间，菜市口又成为其“刑人于市，与众弃之”的法场了，据《礼记.王制》中记载：“爵人于朝，与土共之。刑人于市，与众弃之”。可见将闹市做法场的历史在中国是很悠久的，清朝只不过是延续传统罢了。肃顺、“戊戌变法”中的“六君子”、据说明朝良臣杨继盛都是在菜市口鹤年堂前被杀。每逢官府要杀人的前一天，鹤年堂都会被告之：明日行差，准备酒食，切勿外传，日后付款。到了第二日，药铺要关门停业，监斩官、刽子手们先集中在鹤年堂时大吃大喝一顿，酒足饭饱后，在鹤年堂门口放好监斩台，午时三刻一到，监斩官朱笔一圈，倾刻间人头落地。因此，”鹤年堂前讨刀伤药--死到临头“就成了老北京的一句俚语。一般行刑之后，刽子手照例会向鹤年堂讨点安神药，而围观的人往往是一拥而上，有的抢绑犯人的绳子，据说拴牛拴马不会惊;有的抢着买监斩官的朱笔，说是可以驱魔避邪。更有一些犯人家属，在事前买通刽子手，请他在人头落地时，适时用一个大馒头塞入死者的脖腔，以防鲜血溅出，阴魂不散。因此，人血馒头的故事在清代就传得很远，据说鲁迅先生的小说《药》，就是吸收了这样的典故而创作的。早年间，这样的血馒头，鹤年堂也曾保留过。

　　鹤年堂就在这闹市、名人、法场与治病救人之圣殿的矛盾的交融中，以文人开店的独特之风，集鸿儒雅士风范与中医、中药、养生为一体，六百余年长盛不衰，声名遐耳，不但养生治病名方医法留传后世，更有严嵩父子、明朝忠良杨继盛、抗倭名将戚继光、变法先驱谭嗣同等历史名人与鹤年堂许多历史的典故和传说，共同演绎了鹤年堂六百余年历史的传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