案情

  　　2005年6月至2006年3月间，被告人刘光泉通过社会制假人员，伪造武装部队车辆驾驶证、车辆行驶证等证件数本，又购买伪造的武装部队车辆号牌三块，从而将社会车辆伪装成军车，从事民间运输业务，以逃避缴纳路桥通行费等规费。案发后，刘光泉到公安机关如实交代了前述犯罪事实。本案由公诉机关诉至法院后的审理过程中，被告人刘光泉及其辩护人均辩称，其实施了一个犯罪行为，为了实现一个犯罪目的，触犯的只是一个刑法条文，故本案应以非法买卖军用标志罪来定罪。

裁判

  　　浙江省慈溪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，被告人刘光泉通过提供信息等方法，授意社会制假人员伪造武装部队证件，其行为已构成伪造武装部队证件罪。被告人刘光泉还非法买卖武装部队车辆号牌等专用标志，情节严重，其行为又构成非法买卖军用标志罪。由于刘光泉的行为分别侵犯了不同的犯罪对象，且相互之间不存在牵连关系，依法应分别定罪处罚。故刘光泉及其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，与法不符，不予采纳。刘光泉有自首情节，依法可以从轻处罚。刘光泉一人犯数罪，依法实行数罪并罚。根据刘光泉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，依法可适用缓刑。

  　　综上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三百七十五条第一款和第二款、第六十七条第一款、第六十九条、第七十二条、第七十三条第二款和第三款及最高人民法院《关于审理非法生产、买卖武装部队车辆号牌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第一条第一款第(二)项、第二条第一款第(二)项之规定，法院作出了被告人刘光泉犯伪造武装部队证件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；犯非法买卖军用标志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。两罪合并，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，缓刑二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的判决。

  　　宣判后，被告人刘光泉没有上诉，判决已经生效。

评析

  　　所谓牵连犯，是指以实施某一犯罪为目的，而其犯罪的方法行为或者结果行为又触犯了其他罪名的情形。牵连犯有三个特征：一是实施了数个行为；二是数个行为之间有牵连关系；三是数个行为触犯了不同罪名。在前述特征中，如何正确认定数行为之间存在着牵连关系，是鉴别一罪与数罪的关键。通说认为，数行为之间的牵连关系，表现为目的行为与手段行为、原因行为与结果行为的关系。但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牵连关系，又不能仅凭行为人的主观认识而定。

    本案中，被告人刘光泉供述，其之所以要求社会制假人员伪造武装部队车辆驾驶证、车辆行驶证等证件，又购买伪造的武装部队车辆号牌，目的只有一个，即为了逃缴路桥通行费。从表面上看，被告人刘光泉所采用的两种方法行为，似乎都是为了同一犯罪目的，都具有手段与目的之间的牵连关系。其实不然，应将目的与手段、原因与结果之间的关系类型化，而后考查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牵连关系，即只有当某种手段通常用于实施某种犯罪，或者某种原因行为通常导致某种结果行为时，才宜认定牵连犯。例如，伪造武装部队公文、证件、印章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的，可以认定为牵连犯。但盗窃军车后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的，不宜认定为牵连犯。因为伪造武装部队公文、证件、印章是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的通常手段行为，而盗窃军车不是招摇撞骗的通常手段行为。同理，购买并使用伪造的武装部队车辆号牌，是逃缴路桥通行费的通常手段行为(路桥收费站对过往车辆收费与否，只查看车辆号牌，而不查验车辆行驶证等)。而伪造武装部队车辆驾驶证、车辆行驶证的行为，不是逃缴路桥通行费的通常手段行为。既然如此，被告人刘光泉为何还要多此一举地伪造武装部队车辆驾驶证、车辆行驶证呢？这有两种可能：一是其另有目的；二是其在事实上的认识错误，即误以为逃缴路桥通行费还需要车辆驾驶证、车辆行驶证等证件。如果是第一种情况，则自然应对该行为定罪处罚；如果属第二种情况即存在事实上的认识错误，则也不影响对该行为定罪处罚。因为，事实上的认识错误恰恰说明手段行为与目的行为之间没有牵连关系。

  　　关于触犯一个分则条文，究竟是一罪还是数罪的问题，关键要看分则条文规定的是一罪，还是数罪。如果一个分则条文只规定一罪，那么触犯一个分则条文，当然是一罪。但我国刑法分则的体例并非如此。刑法分则有部分条文规定了数罪，就以刑法第三百七十五条为例，该条第一款规定的罪名相对于第二款规定的罪名，不属于选择性罪名，不可以合并适用，而是两种不同的犯罪构成。其区别在于：首先，犯罪对象不同。即有武装部队公文、印章、证件与武装部队制式服装、车牌号码等专用标志之别。其次，犯罪主体不同。即有唯自然人构成与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单位构成之分。再次，犯罪形态不同。即有行为犯与情节犯之差。因此，当行为人所实施的数行为，分别具备该条第一款、第二款规定的构成要件，一般宜定二罪。

  　　综上所述，被告人刘光泉的行为既构成伪造武装部队证件罪，又构成非法买卖军用标志罪，应两罪并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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