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大上海”是一个人的外号，真名叫江锦福，是我在上海韶山中学初中的同学。文化大革命期间的1969年3月份我与“大上海” 上山下乡，从上海来到了黑龙江省小兴安岭边的苏家店农场（后改名为华山农场），这个农场是个劳改农场,知青下乡后才改成地方国营农场。当地农场干部管理劳改犯几十年，已经养成“管教干部” 的习惯，当地生活条件又很差，所以去了三个月就想着回上海。

    一个风大天黑的晚上，我和“大上海” 及几个上海知青逃出农场向克东火车站进发，不料被“管教干部” 发现一路追来，我们是步行，“管教干部” 乘的是四轮拖拉机，我和“大上海” 及时躲进玉米地才未被发现、其他人均被抓回。在回家的路上因没钱买票被赶下火车，在三海关收容所关了一天，幸好收容所干部同情知青关了一天就放了我们，这样一路幸苦总算回到了上海。在文革期间回到上海既不能读书又不能工作，在上海休息一段时间后只好“投案自首” 又回到了农场。回农场的当天“大上海” 就被抓起来办“学习班” （就是和劳改犯同吃、同住、同劳动），因我平时比较老实就警告我办不办“学习班” 看今后的表现，我逃过一难。有一次“大上海” 在睡火坑时把被褥烧掉了，一套被褥在当时是很重要的家当，在当时买布买棉花都要凭票，好几年的票才能买一床被褥。“大上海” 当时就睡在我的边上，里面盖着破棉花外面再盖一件大衣。我经常半夜被冻醒，原来“大上海” 把我的棉大衣拉了过去，这样我拉回来他拉过去反反复复每天晚上要拔河好几会。后来“大上海” 调到好像叫建三江的农场工作，我们也就失取了联糸。我于1979年随大批知青返沪，一直也没有“大上海” 的消息。

    1998年秋季的某一天，家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，光头、胡子多日没刮、穿着件黑棉袄、腰上扎着一根草绳、看上去比东北劳改犯还像劳改犯，我不认识，他拿出了身份证一看原来是“大上海” 。据“大上海” 说：他没有回上海，换了农场后与当地农民的女儿结了婚，现在已是四个孩子的父亲了。子女中前三位是女儿，一定要生儿子、功夫不负有心人第四个生了儿子。这次回上海是办理儿子的户口，按规定知青子女可落户一个到上海，“大上海” 的目的也不是让儿子到上海来，是想和别人交换户口换点钱用。他的父母都不在了，有个妹妹对他不好，可能是老伸手派、谁都烦。农场里的人都叫他“大上海”。 农场里已经分田到户了，不像我们下乡时是拿工资的，现在就是地道的农民了。他说有一年春天要播种了，没有钱买种子，到场部一天也未借到种子或买种子的钱，那天是星期五周未，傍晚农场为领导们举行了周未舞会，里面是歌舞升平、欢天喜地，外面“大上海” 却无钱买种子陷入困境，东北是一年一季，一季不种全年无收，一家人的吃饭就成问题。这时“大上海” 急中生智站在舞厅门口破口大骂，这一骂大大地扫了革命领导的舞性，被农场派出所抓到拘留所里关了几天，当然后来还是借种子给他了。“大上海” 很自豪地对我说：他们不敢把我怎么样，我在中央里面有亲戚，他要我拿支笔和一张纸来，然后很神秘的写下当时主要领导的名字。当时我也不富裕，老同学来本应请他吃顿饭，看他的样子饭就不请了就送了他100元钱。

    自从1998年“大上海” 走后就一直设有联糸，不知道这位“大上海” 现在生活的如何？也不知道当地农场人们对上海的认识，是否还只停留在对这位“大上海” 的认识上？也不知道这个世上有没有人能帮帮这位有着“中央领导亲戚的大上海” 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