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久小章也招工走了。队上只剩下我与大林兄弟俩，作为俩兄弟在一起过日子，按说没有什么矛盾，但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，就像夫妻之间在一起也有磨擦一样，兄弟在一起也会有吵嘴的日子。
　　说来，大林确有不少优点。他除性格直爽外，做家务事还很是过细。如桌椅坏了，他能拿起锤子锯子叮叮当当地修理得好好的；后来队里通了电，逢线路不通时，他都大着胆子去“检修”，虽然不懂物理知识，却还从没有被触过电；平时抹抹扫扫，洗洗补补也都耐得烦。
　　要说，我们真正吵嘴也仅只一次，回想起来也很可笑，那年我同样被抽在水利工地上，大林仍然在队里“看方”她的几年知青生活就是在“看方”中度过)，俩人的工分记在一起，实物分在一起，年底“分红”的钱也在一起。况且，大林因“看方”还轻松，便学着农户样子，还买了一只猪崽养起来。每个月我从工地上放假回来，就与大林一起顾顾菜园，帮着到湖里捞葸草喂猪，有时还约几个青年伢一起，拿着一把柴刀和一条冲担，走二十几里山路到很高很高的“遍辑山”背面的林场里“偷柴”以供大林在“家里”煮猪食，这种“偷柴”的体力强度特大，不仅要担惊受吓，更吃力的是要从大山背面偷砍一担柴禾一百七八十斤，挑在肩上要上山和下山，中途无论如何要歇几次伙。忙乎一天，弄一担“硬柴”回来，浑身的骨头像散了架一样难受。干这种劳动强度特大的苦力活，不但大林受不了(他也从没有干过)，就是队里也没几个壮劳力顶得住。可我考虑到大林在“家”养猪不容易，烧柴特别多，我应尽可能为他分担点事做，兄弟俩共同劳动，共同享受也是一种极大的乐趣。
　　可谁知道，我年底从工地上回来时，大林自作主张把猪卖了几十元钱，加上队里的“分红”有几十元钱（我们所在的队很穷，每10分工即一个劳动日只能分得7分钱），共计花120多元钱买了一个当时算得上很高档的半导体收音机，他把收音机体外套着皮套子的皮带背在肩上，悠哉游哉地背着“看方”，我一见肺都气炸了，大发一顿脾气，斥责他不该自作主张去“发泡”，根本不把我这个兄弟当人，无论如何该跟我商量商量，他见我发火了，开始是阴阳怪气地说猪是他养的，他有这个权力自己开支；后来见我不肯罢休，他也懒得争了，竟然也说起“分家”来。我更加气愤，吓唬他要把收音机扔到外面塘里去，他见我有要扔收音机的举动，便抓住我的胸要和我打架，我明知自己的力比他大得多，也没有动手反击他，只是继续吓唬他说，要打可以，我们到山上没人的地方去打，莫在屋子里动手被别人听见了笑话。他这才放开手不理我，独自抱着收音机去睡了，我也好好想了一夜，第二天早晨气消了，主动跟大林说话，并安慰他钱花了算了，今后好好过日子就行，俩人相视一笑，昨天憋着的一肚子气全都烟消云散。(来源：转载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