香港九龙，有一处当地人家喻户晓的重要古迹—宋王台，是香港八景之一。它之所以出名，是因为南宋末代小皇帝赵昰、赵昺兄弟，为躲避元兵追击，曾逃难到香港，并在这里演出了南宋王朝的最后一幕。

南宋恭宗德祐二年（1276年）正月，元军攻到宋都临安（今杭州），宋恭宗降元，被挟往北方。丞相陈宜中、礼部侍郞陆秀夫、大将军张世杰等人，为了抗元复宋，护卫度宗之子、恭宗之弟广王赵昰（9岁）和益王赵昺（6岁），南逃福州，并拥立赵昰为皇帝，改年号景炎，史称宋端宗。不久，从元军中逃出的右丞相兼枢密使文天祥，也展转赶到福州，组织军队继续抗元。

元军得知陈宜中等重建宋廷后，便派精锐部队追击，因此赵昰等被迫由海路逃往广东。景炎二年2月，进入香港地区的梅蔚（今大屿山梅窝），4月抵达九龙城以南的官富场，在此建立行宫。景炎三年3月，文天祥在广东接连获胜，赵昰等回到距广州较近的大屿山。4月赵昰病逝，葬于今深圳赤湾。陆秀夫等又拥立赵昺继位，改年号为祥兴，并迁到新会海中的崖山。

祥兴元年12月，元军大将张弘范，率精兵数十万，海陆并进，向宋军发动猛烈进攻。文天祥仓促召集军队，殊死抵抗，终因寡不敌众，于1278年（祥兴元年）文天祥在广东五坡岭被俘。因张世杰、陆秀夫仍在广东一带坚持抗元。张洪范就押着文天祥随军前往。1279年正月，张洪范将文天祥囚禁在船上，经过珠江口外的零丁洋，准备向南宋军队的最后阵地崖山进攻。文天祥在被囚的敌船上，想到自己兵败被俘，求死不能，又无法前去帮助宋军抗元，反而要亲眼看到元军进攻宋军，心中悲愤交集，提笔记下了《过零丁洋》，其中的最后两句是“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”。这时的宋军在崖山集结了一千多只战船，二十余万军队，是一支不小的力量。张洪范就逼文天祥写信劝降张世杰，以便坐收兵不血刃之功。文天祥就把刚刚写好的《过零丁洋》誊写一份，交给张洪范，让他交给张世杰，表明自己的心情和以死报国的决心。

1279年（祥兴二年）3月，宋军败，陆秀夫感到护驾无力，决心以身殉国，乃先驱妻子入海，哭拜幼帝：“国事至此，陛下当为国死，德祐皇帝辱已甚，陛下不可再辱。”然后抱起九岁的赵昺，以匹练束在一起，用黄金玉玺坠腰间，在九龙半岛南部，九龙湾西岸的圣山山丘上，陆秀夫身背赵昺蹈海殉国。

文天祥被元军俘虏后，被押解北上。途经金陵（今南京）时，在驿站写下《金陵驿》，“从今别却江南路，化作啼鹃带血归。”写得十分悲壮。他清楚地知道，告别江南之后，北上到了大都，必将以死殉国。不过，他表示死后带血也要归来，显示了他对故国的依恋。

元朝时，北京（时称大都，元朝都城）的刑场在柴市口（今东城区交道口）。文天祥这位写《正气歌》的南宋状元宰相，正是在柴市口刑场，实践了“是气所磅礴，凛然万古存”的崇高思想境界。

文天祥被押赴到大都兵马司狱中。元世祖忽必烈看重文天祥品德和才干，让被俘的亡国之君恭宗出面当说客，希望文天祥遵君臣之道而投降。文天祥一见恭宗泪涌如雨，边哭边说：“圣驾请回，圣驾请回！”恰当地处理了难题，既给了恭宗面子，又保持了自己的节气。

“君恩”无效，又动用亲情。忽必烈又唆使已经沦落乐坊的文天祥宠妾和女儿，乞求救助。文天祥肝胆欲裂，仍硬起心肠给女儿回信：“阿爹救不得”。

最后，忽必烈只好亲自出马，劝文天祥：“我很钦佩你的忠烈，但你们的皇帝都归顺我了，你也不妨做我的丞相。我不会亏待你的。”文天祥不屑一顾地说：“我是大宋的宰相，哪能再为另一个朝廷服务！”

忽必烈为了劝降文天祥，采取了许多威胁利诱的办法，但他不为所动，心如铁石，坚决拒降。在狱中三年写下了许多明志诗作，《正气歌》便是其中的一篇。在这首诗中，他抒发了浩然正气，表达了坚贞不屈的精神和崇高的民族气节。

忽必烈无计可施，于至元十九年（公元1283年）下令对文天祥执行斩刑。文天祥被杀害前，曾留下一首《衣带铭》：“孔曰成仁，孟曰取义，惟其义尽，所以仁至。读圣贤书，所学何事？从今而后，庶几无愧。”这是文天祥面对忽必烈的劝降，决心“杀身成仁舍生取义”时思想的真实写照。当囚车驶往柴市口，老百姓纷纷赶来为忠贞不屈的文天祥丞相送行，仅刑场周围就有一万余人。行刑官怕市民造反，锣鼓开道时一再宣称：“皇上有旨，只要文丞相肯降，立即收回成命，荣任本朝宰相。”文天祥带着镣铐，神色坦然地来到刑场上，他问旁边的老百姓，哪一面是南方，百姓指给他看了。文天祥恭恭敬敬地朝着正南方拜了几拜，然后从容就义，时年47岁。

香港居民为了纪念赵昰、赵昺以及文天祥、张世杰、陆秀夫等民族英雄，在九龙半岛南部，九龙湾西岸的圣山山丘上，也就是陆秀夫背赵昺投海处的巨石上，刻了“宋王台”三个大字，以示缅怀。清朝嘉庆丁卯年间曾重修。因此在“宋王台”三个大字旁边刻有“嘉庆丁卯重修”几个小字。

二十世纪初，人们在宋王台建筑了石拦和通往山下的石阶，山门外还增建石牌坊一座，两侧镌联云：“一声望帝啼荒殿，百战河山见落晖”。读罢此联，顿生苍凉之感。宋王台蕴含着当地人民反抗民族压迫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，因此宋王台具有强烈的民族象征意义。

十九世纪末，因九龙筑路建房需要大量建筑材料，有的承建商就在圣山上采石。九龙居民因而发起保存宋王台的活动。1898年8月15日，立法局中的华人议员何启，依市民的意愿，以“宋王台已有六百年历史，应予保存”及“九龙开辟后，保存这一地方为居民游玩之地实属有益”为理由，向港英当局正式提出提案，要求永远保留宋王台这一地段作为后人考古揽胜之用，结果获得通过。1899年香港政府颁布了《保存宋王台条例》，并在山麓树立碑志，碑志书以中英两种文字：“此地禁止采石，保存宋王台”。

1915年香港政府打算拍卖宋王台土地，当地人民再次发起保存宋王台的活动，呼吁永远保存宋王台这一古迹。香港政府接受了这一要求，决定继续保留宋王台，并将台址附近划出数亩土地修建宋王台公园。

1941年12月底，日军侵占九龙与香港岛后，以扩建军用机场为借口，把宋王台的遗址夷为平地。他们为了掩盖不可告人的目的，在动工修建机场的时候，煞有介事地请来日本佛学大法师，偕同中国比丘僧尼，举行隆重的“祭台”礼，悼祭赵昰、赵昺的魂灵。其实圣山是个很小的山丘，方圆不过100米，高40米，并不影响机场的修建工程。日军硬是将其铲除，目的是为了消灭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。所幸圣山虽被夷为平地，但那块刻有宋王台三个大字的巨石还侥幸得以保存，被遗弃在草莽之中。1945年日本投降后，香港政府依赵氏族人的请求，在宋王台原址以西100米的地方重建宋王台公园，把幸存的巨石削成方形，移置在公园内，并刻有“九龙宋王台遗址碑记”，说明这一古迹的由来，表达了炎黄子孙的赤子之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