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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者： 您这一生经历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之初一直到现在，八十多年的时间，您能给我们谈谈自己对党的认识吗？

李老： 在苏联，最初也还做了许多统战工作，后来还担任国民党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支部的监察委员会，“特支“会宣传部副部长﹑常委会主席，同志审判会主席。记得宋庆龄女士到莫斯科的时候，还是我带队到机场去迎接的；后来邓颖超同志到莫斯科，也是由我主持欢迎的。1928年中山大学毕业后，准备回国时，被列宁格勒东方语言大学聘为中文系的讲师，同时受聘的还有曹建华，1928年下半年到1929年底这段时间一直在那里。中山大学改为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以后，成立了一个工人农民预备班和一个中文教授会，把我从列宁格勒调回莫斯科，担任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教授会主任，享受副教授待遇。

1929年的时候在学校发现了反对王明宗派教条主义集团的斗争，因为斯大林的直接干预，把这场斗争扼杀了。我就被苏联国家政治局逮捕，没有经过任何法庭手续就被判了5年劳改，后来给为自由流放。1935年回到了莫斯科，在那里走投无路，找不到任何认识的人，后来到共产国际偶然遇到了米夫，他是个很好的人，当时他给了我一些钱，在他那里洗澡吃饭之后，把我介绍给国际列宁学院中心院长，他是中央书记处专门接待国外来宾﹑党员﹑民主人士的，住在米夫家他和苏联当局联系，给我找工作。那个时候苏联有个规定，如果没有固定的主处，找不到任何工作；而找到住处登记入住时候，又要有一定的工作单位，就是这样一个怪圈。我就由列宁学院院长在当时苏联的内务部联系，派我到苏联职工总会，在列宁格勒的一个汽车厂工作，在那里条件都很好，享受外侨待遇，那是一般的苏联公民享受不到的。我们住 在原来美国高级工程师住的房子，叫“美国村“，受到很好的待遇。可是不到一年，也就是1936年9月发生了苏联托洛斯和基基诺耶夫反党的案件，又把我们好多中国同志逮捕了，又判处5年劳改。快要期慢的时候，希特勒开始进攻苏联，苏联进行了所谓”卫国主义“战争，凡是政治犯都扣留了，期满的也不释放，采取暂时隔离，我又被隔离了5年多。在隔离结束后，医生证明，我的身体不适宜在北方，允许回到苏联内地去，可是在内地，大城市都不让去，让我选择到中亚西亚的一个农村落户，在那里学做皮鞋匠。

1939年苏联政党内部又发生了错误的肃党运动，误杀了很多当时的苏共党员，中国的政治犯也受到牵连。我第三次被捕，又一次判刑，这次的期刑“涨价“了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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